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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廉之風 潤澤后世
福建莆田孝廉人物的故事

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     日期:2020-02-14 09:28:43    

古代地方志中,一般都有《人物志》,為本鄉本土的仁人志士立傳,以示褒獎之意,圖為清代《興化府莆田縣志·人物志·鄉行傳》書影。

宋代的蔡襄也許是莆田古代歷史上最具知名度的孝廉人物,他主持修建的洛陽橋,至今仍在使用。

福建省莆田市城廂區勝利路中段梅峰寺旁,有一座為明朝河南道監察御史陳茂烈而立的“孝廉坊”,結構古樸,造型別致;坊旁原有一條小巷,時稱“孝廉里”。古地名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淡忘,但陳茂烈的名字卻永垂史冊。陳茂烈為監察御史時,“袍服樸陋,乘一疲馬,人望而敬之”。壯年的陳茂烈為了年逾八旬的母親辭官歸里,精心侍奉母親十幾年,地方官聽聞其辛勞,派了兩個小卒前去幫忙,三天后即被陳茂烈打發回來了。母親重病,他親調湯藥,又往城西造墓,因日夜操勞而病倒月余。母親辭世后,陳茂烈哀痛不已,頭發盡脫,病情轉劇,不久也離開人世。朝廷為陳茂烈的孝與廉所感動,特把他住的地方命名為“孝廉里”,立“孝廉坊”,陳茂烈也被稱為“孝廉先生”,成為鄉國之儀范。

打開清道光版的《福建通志》,莆田孝廉人物代有其人,其中唐1人,宋8人,元6人,明48人,清37人,其內容記載較為豐富,這些孝廉人物,孝感天地,其出仕為官者,多能清廉為官,以修齊治平為人生價值取向,下面我們從歷史的海洋中選取了幾位莆田孝廉人物的故事以饗讀者。

孝行世美

在莆田市涵江區白塘鎮顯應村,有一座建于宋高宗紹興十三年(1143年)的“郭氏孝子祠”,宋高宗特賜“雙闕”和“百官下馬”碑,并題“紹興旌表郭氏”匾額。孝子祠大廳上懸掛著郭義重、郭道卿和郭廷煒三孝子的畫像。

郭義重應是北宋末年出生的,早年在太學就讀時,“以操尚稱”,史載他四十多歲客居杭州時,聽到母親去世的消息,赤腳從杭州奔回莆田,悲痛欲絕。義重家境貧寒,操辦喪事花費甚大,但朋友的所有饋贈,他一概不受,“聚土為墳”,在墓旁種植松竹,搭草房為母守靈,直到六十歲才娶妻。宋高宗被郭義重的孝心所感動,特下詔旌表。

郭道卿為郭義重的四世孫,生活在宋元鼎革之際。至元初,福建剛納入元朝廣袤的版圖時,地方上并不平靜,盜賊四起,百姓紛紛離家逃難,只有道卿和弟佐卿獨守孝子祠,不愿離去。盜賊將兄弟二人抓獲后,要先殺佐卿,道卿告訴盜賊,他的兒子已經長大成人,可佐卿的兒子尚弱小,他請求盜賊放了弟弟,殺他便可。佐卿也爭著告訴盜賊,家中大小事務,都賴道卿打理,盜賊萬不可殺了哥哥。道卿聽罷,就要向鋒利的刀刃湊去。盜賊見此,大為訝異,對他們說道:“汝孝門兄弟若此,吾何忍害”,于是釋放了兩人。

郭廷煒為郭道卿之子,宋咸淳十年(1274年)進士。聽說父親生病后,他立即從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任上辭官,歸鄉侍養父親。有一次,郭廷煒攙扶父親外出避賊,倉促間被沖散了,他邊找邊哭,頭發一夜間變白了。找到后,怕再次走失,就背著父親逃難。父親病逝后,他晝夜悲哭,眼睛腫得都睜不開。

郭氏三孝子的事跡傳開后,后世朝廷基于“以孝治天下”的理念,不約而同地給予旌表。明成祖御賜“孝子卻饋”匾,明英宗御賜“五倫金書”匾,清康熙敕書“孝行世美”匾等。明代方志學家黃仲昭評論:“此郭氏義重、道卿、廷煒所以薦被于孝之典也,然求之于世,一邑之中得一人焉,蓋已罕矣,況一門乎?一門之中得一人焉,亦已罕矣,況三世乎?”這實在是“曠古所罕見者也”。

郭氏三孝子不僅是郭氏家族的榮耀與自豪,亦是莆田孝行的一座豐碑。如今每年正月初五,郭氏后人歡聚一堂,齊誦先祖留下的家訓;一些散居仙游、漳州、惠安、福清、廣東等地及海外郭氏孝子后裔也紛紛來此認祖祭祖,共襄孝行。

居官要清

宋孝宗曾問莆田人葉颙:“卿當官,以何為先?”葉颙答道:“臣之當官,每以公忠為先。既盡公忠,則不為朋黨,不畏強御。以之為臺諫,則持正論;以之坐廟堂,則行正道。處富貴而不以為榮,當鼎鑊而不以為懼。公忠二字,其用甚大,未有一日舍之而安者。”怎樣才能做到公忠呢,清則公,清則忠,清則剛,清則得民心、留清名。

翻開史志,從莆田這片土地走出的官員多能“持身皎如玉雪”“不戚戚于貧賤,不汲汲于富貴”,這既是他們居官之政風,也是做人的秉性。

明代莆田人鄭紀歷英宗、憲宗、孝宗三朝,以身作則,清正廉潔。任國子祭酒時,國子監有伙食結余千兩,經辦人依例送鄭紀一份。鄭紀責問:“膳為監生,何與祭酒?”遂全數歸還。有的同僚認為鄭紀這是故作清高,鄭紀曰:“非敢立異,不忍白首改節也!”

明代瀘溪知縣阮哲退休回家時,打開行囊僅存十金,人們無不感到驚訝。問他原因,阮哲表示眾人遺留子孫以富厚,我遺留子孫以清貧,富厚滋生懈怠,清貧招致警備。我怎能損害百姓,而使自己沾惠呢?

清代安東縣令彭銘,居官廉明,獲嘉慶帝賜御書褒獎,轉任劍州知州后又被吏部考核為“清廉愛民,潔己奉公”,署理嘉興府時,有人勸他經營家計,彭銘說:“吾世代清白,毋玷素風。”史志稱他歷官三十余年,一如寒素,未曾構建一間房屋、增加半畝田地。

巧立名目、中飽私囊是一些貪官污吏慣用的伎倆,如以“鼠耗”“火耗”之名加征,所得名為“羨余”,實為巧取豪奪的苛捐雜稅,而清廉的官員能做到公私分明,對“羨余”不動心。上面提到的葉颙,在任職常州時,因治理有方,不到一年,就節余二十萬緡。同僚勸道:“兩浙二漕獻羨余二十萬,平江、鎮江各十萬,人賞一官。公何惜而不獻?”葉颙答道:“名為羨余,非重征則橫斂,是民之膏血也……以利易賞,實恥之!”又道:“某生平惡人獻羨余,他人競欲做好官,某只圖做好人。”聞者愧服。

除了上面這三位外,還有人稱“耐貧翁”的宋代秘書郎許巽,曾說:“居官之要,清字作根本。鶉衣彀食便了一生,何假積聚為子孫計”;還有明代曾擔任過南昌教諭、青州教授的林長懋,任上“自俸清儉,朝夕食惟鹽菜”,人呼之“林鹽菜”……

這張名單還可以開得更長。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,不同的職位上,堅守清廉,公忠體國,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,值得我們崇敬和學習。

實惠天下

“實惠天下,以利百姓”,這是從莆田這片土地上走出的官員大多持有的理念,他們為民伸張正義,關心百姓疾苦,書寫著愛國愛民、兼濟天下的感人篇章。

中國第一座海灣大石橋泉州洛陽橋,素有“海內第一橋”之譽,與趙州橋齊名,有“南洛陽,北趙州”之稱,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稱之為“福建橋梁的狀元”。洛陽橋建成后,“渡石支海,去舟而徒,易危為安,民莫不利”。這座橋的建造者是北宋的蔡襄。

蔡襄為官時,十分重視興修水利、發展地方經濟。在知福州任內,他命令屬縣疏導溝渠,擴大水利灌溉。嘉祐元年(1056年),蔡襄再次擔任福州知州。單是嘉祐二年(1057年)一年,據閩、侯官兩縣不完全統計,轄區內疏導溝渠二百多公里,受益耕地三千六百公頃以上。據《宋史·蔡襄傳》記載,蔡襄任福建轉運使時,恢復莆田五塘水利,受益面積達一千余頃,受益農戶計八千余家。同時,他還令人在福州到漳州的主干道兩旁種植松樹為行人遮陰,有民謠稱贊此事:“夾道松、夾道松,問誰栽之我蔡公,行人六月不知暑,千古萬古搖清風。”

蔡襄僅僅是“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的一個縮影,像他一樣濟世安民的官員,在莆田史志中還有很多。

宋代江西新建知縣蘇欽,不忍對歲歉力竭的百姓強行催稅,和上司爭論說,民力告竭,如果強行催辦,民必受損,“何忍為之?吾有去爾”,為維護百姓生計,他以去職相爭。還是在宋代,在永靜軍任判官的林伸,面對內臣程昉肆意毀占民田之舉,挺身而出,為民發聲,有人以其職位既低,言辭又尖刻,乃自招災禍相勸,林伸以只知為民打算,不知為自身安危打算回應。

莆田古稱興化,興化大地,賢臣輩出,凝聚在他們身上的孝與廉,從歷史的深處走來,激發出今人綿綿不斷的活力,要在這片土地上再立新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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